名品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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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近代重要歷史時刻的一枚珍貴印章——兼談袁世凱稱帝時的公子袁克文
來源:中國文物報2007年11月21日第8版大觀欄目

袁克文印

    近日因研究所需,翻檢舊藏文獻資料,一枚壽山名章引起了我的興趣。章料選用花壽山之著名的高山石,色彩斑斕、紅而不豔,質地細膩、溫潤可人!章鈕以石之巧色精雕一老翁醉臥山頭,右手執錢垂下,左手持一蝙蝠置於眼前,神態達觀,寓意福祿雙全、福在眼前之願景。僅就章料和雕工而言,已是名章中的上品!檢視文字內容,印面“臣克文印”陽文篆書赫然入目,刻法洗練、文字線條率真,盡顯捉刀功力。邊款刻“寒雲作”三字,北碑風骨宛然。臣字款顯然是帝制時代人臣對皇上的慣用稱謂,在諸如奏本、進呈書畫之上概用臣字款,以明上下尊卑、君臣之綱!然而,此章價值與一般封建時代的臣屬名章不可同日而語,原因是此章之主人的身份非比尋常,其珍貴之處更在於其印證了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瞭解中國近代史的人,對於大名鼎鼎的印章主人“克文”應不陌生。袁克文是袁世凱任職駐朝大臣時與其鮮族夫人所生,為袁氏次子,號寒雲,自幼聰穎過人。其人無涉政治,有藝術天分,精通琴棋書畫戲曲各藝,為人放蕩不羈,民國二十年代與溥侗、張學良、張伯駒同列,為京城四大公子之首!
    此印文用臣字款而無姓氏,自呼名號,顯見是應對父皇時的自稱。考證時代背景可以發現,袁世凱在滿清王朝的最後時刻官至內閣總理大臣,以一人之下的最高臣子地位,入民國一變而踞亞洲首個共和政體的總統,使之成為中國二千年封建帝制到民主社會巨變過程中的一個關鍵人物,也註定了其錯綜複雜的人生軌跡。他是舊制度的受益者,有感於君臨天下的威權;他又是大變局的締造者,妄持于革故鼎新之強勢,剛愎自用日甚一日。適逢國家內憂外患,外則惡鄰壓境,內則群雄並起,袁世凱卻不思進取之正道,舍作新之謀,竟聽信外人阿諛讕言,採納群小勸進鬼話,欲挾一國元首之尊以自封,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動,終至眾叛親離、身敗名裂,已有定論!曾幾何時,他也由此重蹈了當年盛宣懷收回路權以致敗亡的覆轍,雖然性質不同,但意識相通,而二人各自作為近代中國政商兩界變革的推手,竟也在同年相繼以類似的人生結局黯然收場,這難道不是歷史的巧合嗎?!
    早在民國三年(1914)甲寅秋,袁世凱最寵愛的次子袁克文就已預感到了其父的政治圖謀,他在泛舟昆明湖時吟詠了自作詩“感遇”,結尾即是“絕憐高處多風雨,莫上瓊樓最上層”,表達了他對其父野心的彷徨和政治結局的憂慮,因其特殊身份,還由此引發了朝野的震動,招致袁世凱的幽禁。袁克文囿居北海期間,在整日坐擁書城,與金石為伴的同時,潛心研究藝術,竟也日進日精,收穫頗豐,既排遣了苦悶,又成就了“袁門子建”的名聲。袁世凱復辟稱帝時,克文深感無力回天,因礙于父子之情,且懼於綱常之威,由是鐫刻了兩枚印章,以示刻骨銘心之誠。形式上是一種盡孝表忠的舉動,在內心上也符合他較為軟弱的一面。其一就是為人所知的“上第二子”印,曾鈐蓋于宋刻本“魚玄機集”,藉以示孝,顯父子之綱;另一枚就是我們在此公佈的此件“臣克文印”,藉以表忠,顯君臣之禮。從印文內容上看,二者都帶有明顯的保皇色彩和忠君思想,這與他前述詩作所表露的對帝制不滿情緒判為兩人,此一巨大反差有力地說明了當年袁世凱在復辟道路上是何等決絕和專橫,以力壓服,不容置喙,乃至愛子也懾於強權不得不改弦易轍,作表面文章,發違心之論,這實在是個人的悲哀、歷史的無奈呀!
    綜上所述,此章雖未注明治印年份,但對照時代背景,可見必製作於1915年12月至1916年3月袁世凱復辟帝制期間,又由於此件為名章,且具“臣”字款,所以我認為時間上還要早於“上第二子”閒章,至少順序上應當在先,很可能出於1915年袁氏“登基”前後,二印互為呼應,堪稱姊妹,無疑是那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珍貴見證和難得的實物資料,有不可替代的史證作用!
    袁克文書法功力深厚,真、行、草、篆、隸無所不精,名重當世。印章文字線條圓勁挺拔,充分展示了克文以書入印的獨特魅力,寒雲邊題是其慣用署款,亦顯濃厚的金石味,摸索把玩,令人愛不釋手!正如對印章鑒賞有著極高造詣的我國文博界耆宿史樹青先生所言,此印質地滋潤、料大(高94毫米,印面24x24毫米)工精、確應為袁克文自用印珍品,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璽印之學源于金石藝術,傳承已久,本為標識信物,用以征信留憑。印章雖小,但方寸之間融法書、美學、雕刻諸藝之大成,可謂小中見大!有道是:名人名物名章,證史考工明得失;掌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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