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京电业创建的时代背景

关键词：  电力肇始    时代变革   新兴实业

中国近代电力滥觞前的历史背景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受外强侵犯日重一日，亟待寻求救亡图存之道，从纸上谈兵、空发议论、到有所动作，真正开启了林则徐“海筹三策”中所谓的“师夷之长技”的战术实践，相继出現了一批洋务派人士，憑藉西方技術暨设备创建中国自办实业，领军人物由早期的曾国藩至李鸿章，再到后来的张之洞，工业范畴日趋宽泛，从最先的军械制造延伸到社会、经济、民生的各个层面；而规模也不断扩充，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单一到综合；其经营形式也逐步由官办演变为官督商办乃至商办、合资或联营，萌生了中国早期近代工业群体。   

圖一：林则徐对联（此联是林则徐在贬谪途中应约所撰，触景生情，以物比兴，既抒发了他对一方水土的美好祈愿，又表达了对同僚的殷切期许，对仗工稳，意境深远，身处苦旅仍忧国忧民，如此胸襟令人感佩）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基本国情，和工业革命背景下西方列强在科技领域的整体优势，决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步履维艰且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无论是铁路交通，还是冶金矿业，或是机械制造，均须通过进口设备及引进技术来经营，虽然客观上发展了对外贸易，并初步实现了国内相关产业形态，但却不可避免地形成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严重依赖，国内产业的自主能力也大为降低。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已不满足于原有在华权益或囿于少数沿海开埠城市，相继蜂拥内侵，通过筑路、设厂等手段，将触角伸向中国腹地，肆意掠夺中国各地矿藏资源，占据交运等公用领域，借機掌控中國社会发展命脈，谋取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上述外国势力的扩张与野心的膨胀，促使中国洋务派从起初的对外“强兵御侮”的思维，演进成对内 “维护利权”的构想，因此可以讲中国近代“西学为用”的主张既有守土保家的卫国意识，亦有经济救亡的民族情感，前者是为了达到林则徐所言“师夷以制夷”的目标，明显带有中国古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而后者则是富有远见的上层人士求变图存的反映，或者说是儒家“其命维新”潜意识的觉醒，即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法”。遵循这种自强观念的渐进演化，各地洋务派创建的实体渐趋多样性，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诸如安庆军械所、江南机器局等军工产业，到其后陆续出现了以轮船招商等为代表的航运业、以开平煤矿等为代表的采掘业、以汉阳铁厂等为代表的冶金业、以大生纱厂等为代表的纺织业，以及电报、电灯等著名实体为标志的一系列民用产业格局。在进口国外先进设备并引进配套技术的同时，洋务活动还注重人才的培养，无论是京师同文馆的开办，或是水师学堂的设立，都是要刻意扶植那些潜心钻研科技新知，并深谙西方格致之学的栋梁之才。洋务派甚至不惜花费重金选送学有所成的精英出洋深造，我国近代传播西方思想的启蒙大家严复先生就是当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也是将西方先进思想较早介绍到国内的杰出人物之一。

圖二：嚴復所譯天演論手稿

电业在华缘起的社会环境

        具体来说，在上述洋务产业链中，电业作为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添列其间，既有这一群体之中，外来因素的诸多共性，又有其自身行业的若干独特之处。从推行时间上来看，虽然早在1879年美国总统格兰特途经上海时，电力照明就已“光临”申城，随后又于1882年在沪创建发电厂和电灯企业，但那是英国人带有强烈殖民色彩和侵略性质的僭越行径，况且两度辦电均为西方在华特权所垄断，并被租界私占独享，丝毫未能惠及华人，是中国主权、治权暨利权沦丧的例证，这与1889年英国在香港初创的港灯电力企业别无二致，因此根本不能作为中国电力事业的发端。中国电力的肇始只能以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国内开创的民族电业为依归，即分别是刘铭传于台北、张之洞于广州、李鸿章于北京先后創立的电力照明系統。当然也應看到，这些发电及照明设备无一例外的购自國外，均属舶来产品，而且这种对外依赖，贯穿民族电业长达六十余年，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有所改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