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近代電業的幕後金主——鹽業銀行
关键词  贷款  电灯公司  岳荣堃 古董

绪    论

        众所周知，货币汇兑业务是产品交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从实物交割的易货形式到以钱物为标志的买卖关系的形成，逐步确立了市场条件下的商品贸易模式，并通过交通运输打通地域间的联络，使产品和货物得以跨区域买卖，互通有无。为了在交易时实现钱货两清，便出现了货币的异地流通与兑换的需求，钱款经营行当应运而生。

        我国清代前期，随着内乱戡平、边患初定、四海一统、社会趋于安宁，生产日渐增长，经过近百年的休养生息，终于迎来了“康乾盛世”的荣景。在商品经济发达和城乡商贸活跃的氛围之下，专营货币的行业走上经济舞台，开始发挥独特的作用。起先是以经营银钱兑换为主业的钱庄，针对商户、私人办理货款的兑现，兼营票据的本地业务。尽管解决了银、票兑换的问题，但异地交割，仍需携巨款往返，既费时费力，又不安全，只得依赖镖局押款，却非万全之策，且效率很低。这种异地货款交易不畅的弊端，对于从事大宗和长途贩运的商帮来说，更是深有体会的。因此，着手筹办跨区域钱款汇兑业务的历史重任，便落到了惯于辎重远征的晋商肩上。通常认为，最早经办远途款项汇兑的票号，应诞生于清代中晚期的道光年间。有据可查的是，于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由山西祁县商人在北京崇文门大街附近创立的日升昌票号，此后晋商又相继开办了以‘盛’、‘源’等命名的，具有“财源茂盛”寓意的著名票号，很快就遍布南北各地，业务蒸蒸日上。经过几代业者的不懈努力，票号与钱庄相辅相成，互为依托，逐渐发展到全国各主要城镇，票号、钱庄遍布繁华所在，所谓汇通天下，成为一时观瞻。尤其是晚清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各地内乱不断，地方捐税不能畅达京师，无奈之下，清廷开始将地方缴款,交由票号办理，从而使票号通过官银汇兑获利不菲。据统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户部在票号存银已超过其账面储款的三分之一，可见当时票号在国家金融服务行业中的地位。

图1留有盛源長墨筆字樣的清代票號賬房使用的青花瓷硯盒

        可是，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语：物极必反！就在票号兴旺一时的背后，一场行业体制的变革随着社会的转型悄然而至，中国本土所孕育的票号和钱庄即将淡出历史舞台，而一种代表西方商业社会特征的先进货币经营模式，在中英鸦片战争后抢先登陆开埠之初的上海，并逐渐渗入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便是对近代中国经济、商贸乃至政治等全方位构成深远影响的最大一宗舶来品——银行。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兴起

        一般认为，现代银行业产生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十七世纪末，在英王和政府的支持下，创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具有现代资本信用功能和资金融通理念的英格兰银行，标志着国际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鸦片战争后，英国凭借“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华闭关锁国的大门，大量英资洋行蜂拥而至，争相进入上海等沿海开埠城市，为资本出入、及商贸经营、提供金融服务的外来银行随之出现。

图2登陆中国的第一家外来银行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英国的丽如银行成为入主上海外滩的第一家外资银行，同时也是近代银行业在华落地之始。但由于中国动荡的社会局势、和风起云涌的反清斗争、以及遭遇到本土民众的排斥，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外资银行的在华扩张。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专营南亚及远东业务的英国麦加利（渣打）银行落户申城，标志着近代中国银行产业化的开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麦加利（渣打）银行为配合英国对华出口的需要，以“治外法权”为名，在华发钞。而此前在中国境内，只有朝廷户部和经过授权的地方官银钱局享有造币发行的专营权。麦加利（渣打）银行此举，开启了银行介入中国国内货币流通周转、调控的先例，也为日后中国由行政机构的货币发行，转向国家银行发钞的制度作了铺垫。

图3十九世纪末英国麥加利银行在华发行的钞票

        在华外资银行的一个间接影响，就是带来了资本运作的现代意识和金融管理的理念，西方银行进入中国半个世纪后的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我国首家自营自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于十九世纪临近尾声时在上海诞生。数年过后，在清末新政的氛围中，户部尚书鹿传霖，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着手筹办我国的国家银行“大清户部银行”，次年成立于北京西郊民巷。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为了偿付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