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幸读到一部写于1949年5、6月间的手稿，内容是关于石景山发电所的历史沿革以及电厂设施和运营系统详情，名为实习报告，从内容上定义，就是我们今天惯称的调研报告。撰写人刘开敏，生平待考，从撰述水平上看，字迹清丽，文笔流畅，用词典雅，记录翔实，绘图严谨，应为一位精通电学专业、有相当技术造诣且责任心极强的电力领域专才。

图一：刘开敏手稿的总论中关于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分厂沿革的记述以及有关日本侵华期间对电厂电力资源掠夺的史实

         报告书用绵纸横写，共计三十三页，其中含各类系统图、结构图、配置图等十余幅，内容十分丰富。开篇总论当中，首先记述了石景山电厂渊源和创设的经过，其中明确写到，民国八年因城内前门电厂“以330千瓦机供给平市灯用，民国以来负荷日增，乃计议于市外西部20公里之石景山，另辟新厂”的由来。同时，记录有关自英国MV(Metropolitan Vickers)公司，及德国西门子公司，先后购进四台汽轮发电机的细节，可与另一部设备概要手稿相互印证，从而纠正电力志中，有关二号机来源的讹误。特别是提到了日本占领时，由其华北电业株式会社控制期间，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前后，将1、2号高炉及2号发电机，自石景山电厂移往日军巢穴易县的史实。并进一步指出，“斯际，本厂已在日人之华北水火力电力网计划下次第与津唐二地取得联络。机器日趋残旧，平市电灯日益无光”，表明了日军只为其军事侵华需要，任意拆卸原厂设备，而不顾北平百姓的生活。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起，日人决意大举开发华北”，在电厂成立事务所，开始安装三菱造船所生产的发电机，更证明了日本为其军国主义战略服务，对华大肆掠夺的不争事实。

         此外，刘开敏手稿中提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向德商洽购的15000千瓦西门子汽轮机暨德商Steinmuller公司制造的高压锅炉等全套发电系统，因七七事变而未能装竣，遂由日本人占据，由此变故，可以推知当时日德双边关系并不融洽。换言之，在日德结盟前或是结成所谓轴心后，即便是在苏德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双方亟待寻求对方支持的情势下，由于地域上的差距和国力的限制，特别是日德战略目标上的南辕北辙，自始至终都是各自为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联盟。某种程度上，两国在华利益是冲突的，有关商业协作也就无从谈起。仅就石景山电厂而言，自日本侵占北平直到战争结束的八年间，日本再未给予德方任何商机。电厂虽只居于京郊一隅，但从一个侧面，却能窥见到政商间的角力和国际大势。

        根据刘开敏的记述，日本战败时，为其军事需要营建的25000千瓦Ljungstrom式三菱造汽轮机暨Yarrow式日立造煤粉炉迄未装毕，土木工程、机电工程分别仅完成了80%和70%，抗战胜利后，电厂光复，规划民用，“继续建设，于35年（注：1946年）8月，一炉一机正式发电，36年（注：1947年）10月再完成17号炉，至此平市供电暂告小康”。此外，还提到电厂“于36年12月及37年12月”即1947至1948年间，将三座手烧式低压炉“先后让渡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史实。据此，一方面可以推测出石景山电厂在系统升级的同时，逐步吐故纳新并进行更新换代的发展思路；另一方面，那时正是有国营龙头之称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简称中纺建）²酝酿转制的阶段，此一时期，同为国营的石景山电厂与中纺建的商业联系事涉敏感，时间上过于巧合，而“让渡”一词又语带玄机，难免让人联想到“中纺建”事端背后所蕴含的众多经济角力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我们有机会从特定的视角，去审视六十年前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及政治变迁史上均占据显著位置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图二：刘开敏手稿中涉及抗战胜利后石景山电厂与“中纺建”之间的设备让渡等重要史实（局部）

        刘氏报告中，对于厂房及其附属设施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有关新旧厂舍和其中内部设备，更是着以笔墨，记录颇为详尽，可与另一部由北平发电所技术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出具的设备概要相印证。关于旧厂范畴，涵盖民国八年（1919年）创设时期所建主体厂房以及辅助配套工程。厂房建筑面积为3440平米，内设共计二千二百平米的低压和高压锅炉房、一千余平米的汽机房、二百三十平米的变电室等部室，为洋灰铁筋及条砖构造。供水设施有2275平米的三家店沉淀池及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