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學術界，對於北宋後期禦制瓷器的身世，即北宋官窑存在的真實性至今未有定論。反對者以未見窑址或少實物和傳世品難以界定爲由，否定北宋官窑的存在。類似觀點，曾經強加于唐代秘色瓷、北宋汝瓷等如今已釋疑的名貴瓷種。從考据學的角度講，以窑口的搜尋作爲判斷瓷種存在與否的依據，看似嚴謹，實爲形而上學，不利於啓發人們的心智，有礙學術發展。衆所周知，因靖康之難和其後的黃河改道，致使河洛一帶許多地面遺迹無存，探尋艱難事出有因。這就需要我們後輩研究者站在客觀的立場去小心的求證。 

        陳萬里先生依據北宋徐兢“奉使高麗圖經”，推斷汝窑貢燒于哲宗元佑元年至徽宗崇寧五年，已有共識。其時，距北宋亡覆尚有近20年的時間，以徽宗的清玩雅好和宮廷的需求而論，不會有空白期。在此，我想先就汝窑終燒作一番大膽的分析。汝窑的裹足支燒既克服了定窯芒口的缺陷，又保留了定窑裹足的特長，且“內有瑪瑙爲釉”，可謂精益求精，從而取代定窑，成爲禦用專貢。“汝州爲魁”，名動全國，各地名窑爭相仿效，趨之若鶩，進而對高麗等周力地區制瓷業産生重大影響。但是，從力學角度看，裹足支燒受力點少，胎骨易變形。從傳世品來看，汝瓷大圈足器居多，多採用足內側支燒，使器物受力均勻，儘量克服支燒應力集中的弊端，但仍難以避免斷紋和棕眼。此外，參考汝窑窑址發掘資料及實物標本，汝窑窑具和器物存在墊、支、又支又墊等多種形式，並非裹足支燒一種。可見，傳世禦用汝瓷的滿釉支燒確是曲意逢迎的産物，並非汝窑的全貌。隨著徽宗的即位，北宋皇室也愈發奢靡，受裹足支燒所累，汝窑貢瓷適燒範圍窄、成品率較低等弊端日漸顯現，已不能適應皇室日增一日的需求；其相對單調的器形和“素面朝天”的外表，更不能滿足那位文人皇帝的藝術品味。加之窑址不在汴京，貢燒多有不便，廢汝窑而于京師另立官窑也就順理成章了。南宋顧文薦《負暄雜錄》記載：“宣政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該書冠以“負暄”的名稱，可見是作者晚年的隨筆。作爲當時的見證，人書俱老，應予征信。按照南宋葉真《坦齋筆衡》記載：“中興渡江，有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窑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爲範，極其精致，釉色瑩澈，爲世所珍……”據此，宋代官窑的傳承脈絡清晰可見，從未間斷，誠乃繼繼繩繩，日益精進。“襲故京遺制”一語，再度證明北宋官窑的真實和重要。北宋末年汴京官窑雖只是流星一瞬，但卻閃爍出耀眼的藝術光輝，有著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北宋官窑的存在有著承前啓後的特殊意義。如前所述，汝窯以滿釉支燒聞名，而中興渡江後，“襲舊京遺制”的修內司和郊壇官窯則不見裹足支燒，卻代之以墊或支墊結合的方法，既是繼承北宋汴京官窯的余續，可謂淵源有自。 

       有鑒於此，在窯址不易或見的客觀現實面前，又應如何界定傳世的北宋官瓷呢？本人願意在此提供給大家一定的思考空間。 

        首先應該明確，北宋官窑存在的時間較汝窑尤短，更逢亡國滅種的北方兵禍，可以想象，北宋官瓷傳世應較禦用汝瓷更鮮。典章人物，掃地都休，何況區區一座官窑！宣政風流已不存，北宋官瓷又將焉附？需要指出的是，北宋官瓷源自汝瓷，其胎骨的選用和釉料的配置應與汝瓷相同或相類，主要區別，在於其裝飾手法的多樣化和支燒方法的改進。如前所述禦用汝窑主要採用單一的裹足支燒法，有其局限性；且以待詔供奉的身份，遵從皇命，不敢有絲毫失矩，更阻礙了汝瓷藝術上的發揮，其傳世品較少裝飾圖案，即是明證。這點不符合徽宗趙佶的藝術個性。 

        北宋官窑應運而生後，按器形的要求，對汝窑的支燒法加以改進，增添了墊、支墊結合的燒法，器物受力更均勻，使胎骨更堅薄，從而爲釉質更趨淳厚、勻潤創造了條件，真正達到了厚若堆脂的質感，器形也隨之豐富。與此同時，爲了遵從徽宗的藝術傾向，並凸顯北官的中心地位，北宋官窑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了地方名瓷的裝飾技法，將帶有宮廷或皇權色彩的圖案靈活運用其上，極大地豐富了禦瓷的品類，這也是汝窑所不具備的特權。北宋官窑在燒制上的些許借鑒和大膽嘗試，一掃官瓷千篇一律的模式，明顯有別於南宋官窑，這可能與徽宗的文人氣質不無關係。因此，我認爲，可以這樣界定傳世的北宋汴京官瓷：胎釉應明顯區別於南宋官瓷而與禦用汝瓷相近；主要採用與南宋官瓷相似的墊或支墊的非裹足支燒方法，小足器物開始增多，即外支裏墊的形式；間或帶有裝飾。 

        任何事物都不是絕對的，在此我堅信禦用汝瓷、南宋官瓷存在特例。正如傳世禦用汝瓷多爲圓唇，臺北故宮則有汝瓷花口碗孤品；其他有無紋水仙盆、三犧尊等特例可資借